语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
1979年,周建人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了“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1]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针对斯 大林于50年代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论述的一个偏颇观点:“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谈到同 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会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此后十余年来,思维先于语言的观点,为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赞同。 限于篇幅,笔者不想就此展开论证,只举出两个事实来证明周建人先生论断的正确:其一,儿童在学会说 话(通常在两岁左右)以前,已经能用手势、表情、哭声等来表达许多要求,从五个月开始就能根据颜色和形 状把玩具进行分类了;其二,古今中外都有大作家发出“语言的痛苦”的慨叹。我们平常人说话或作文,也常 常感觉到“辞不达意”,可见人的思想都要通过语言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是不容易办到的,因此语言对思想的 表达大都只能是“近似值”。如果认为“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那么上述两个事实便不可理解了 。 从“思维先于语言”的基本观点出发,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可作如下理解: 1.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工具,然而,语言却是思维的主要工具,而且是思维工具中最有效、最方便、最常用 的一种。思维作为人脑的一种心理机能,是不显形、不出声、不能传播、不可感知的,它经过语言传递之后, 就转化为有声、显形、可以传播、可以感知的了。因此,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古人所 云“言为心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思维制约语言 人们用语言表达思维的时候,静态的语言就成了动态的言语。在“言语”这一思维的物化体中,思维是内 核,语言符号是外壳;思维处于主导方面,支配和制约语言,语言从属于思维,作为运载工具为思维服务。一 个人思维水平的高下,影响到他的言语能力的优劣;概念模糊,表现为用词不准确;思维缺乏条理,表现为说 话颠三倒四、层次混乱;思维不严密,表现为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或者上下文不贯通,缺少照应;思维 方法片面,表现为说过头话、强词夺理、不能自圆其说,等等。要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从思维训练入手 ,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3.语言对思维起加工作用 语言对思维的表达,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能动的、积极的。思维具有非离散性和非线性的特点。所谓 非离散性,是指“思维把客观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反映的时候,对象的各种要素在思维中互相渗透、连接,无 法分解成一个个界限分明的单位”[2]。所谓非线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往往是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形成 明确的先后次序而有条理上要步步展开”[3]。而语言则恰恰相反。用语言表达思维的时候,必须把处于非离散 状态的思维分解为一个个清晰的单位(即言语的层次),并将其纵横交织的内容纳入在时间意义上展开的直线 轨道(即语句的先后次序)。语言的长处弥补了思维的不足。由此可见,语言表达思维的过程,是一个对思维 进行加工、整理、改造,使之趋于完善的过程。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修改调整语言就是调整思想”,就是这个 意思。因此,有效的语言表达和言语理解的训练,其中也包含了思维训练。 言语思路制约着言语作品的结构。结构单纯的文章,只采用了单一的言语思路。例如《人类的出现》按照 “古猿→猿人→古人→新人”顺序介绍人类进化历史,是纵向思路;《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围绕主人公“三怕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花钱多)来安排结构,是横向思路;《范爱农》先写“我”对范爱农的“ 反感”(“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后写他的朴实、正直、高傲、倔强,不 和旧势力同流合污的思想性格,是折向思路。结构复杂的文章,则兼用两种或三种思路。例如《天山景物记》 在总体上采用纵向思路(由天山外围写到天山深处,从低处写到高处),而在某些片断中又用了横向思路(《 千里牧场》一节中写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由此可以看到,文章结构复杂,实际上是几种思路套用的 结果。三种基本类型的言语思路按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可以创造出变化无穷的文章结构来。因此,要帮助学 生提高谋篇能力,改善语言的条理性和锻炼思维方向,是治本之道。 2.在读写实践中培养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形成思维能力的基础,又是认识事物的枢纽。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具备科学的认识能力的 标志,为言语技能的提高准备了条件。和运用语言能力关系最密切的思维方法是: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 分类、比较、对应。 分析,是指人们在思想上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若干个方面或要素,再分别对它们加以研究, 揭示它们在整体中的作用;综合,是指人们在思想上将研究对象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方面或各种要素联系起 来加以考察,以把握对象的整体的结构、功能、性质、规律。心理学家认为,分析与综合“是思维的基本过程 ,是其它一切思维的过程的基础”[4]。分析与综合是彼此相反的过程,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综合以分 析为基础,没有分析便无以综合;分析以综合为前提和归宿,丢开综合搞单纯的分析,则失去了分析的价值。 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广泛应用于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与写作教学。但在应用中常常犯片面性的毛病;在阅读教 学中,重分析,轻综合,甚至只搞分析,不搞综合。从50年代开始,课文分析之风日盛,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 在肢解课文上,致使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妨碍了对文章整体的鉴赏,又无助于布局谋篇能力的养成。 这些老师不懂得,分析文章仅仅是帮助学生达到认识文章整体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写作教学中的情况则与此 相反;重综合,轻分析,不善于引导学生对表达对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剖析,不告诉他们如何将一个整体的事 物分解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怎样安排成若干层次。 抽象与概括也是互相联系的两种思维方法。“抽象是在思想上把某种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和非本质属性 或特征区分开来,从而舍弃非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并抽取出本质的属性或特征”;“概括是在思想上将具有某 些共同特征的许多事物,或将某种事物已分出来的一般的、共同的属性、特征结合起来”[5],并把个别事物的 本质属性推广为同类事物的本质属性。阅读教学中给各篇课文总结写作方法,这是抽象;找出同一类课文的写 作方法,这是概括。在教学实践中,这方面有两个偏颇:一是只满足于“一篇”的抽象,而缺少“一类”的概 括,难以形成规律性的知识;二是为了省事,把教师预先准备好的答案塞给学生,而不是引导学生自己去进行 抽象、概括的实践,殊不知学会用什么方法得到答案比知道并记忆答案重要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