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文教材的出路

　　


    （吉林省长白县实验中学 林德成）
    纵观十几年来的语文教育战线，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教法的改革创新轰轰烈烈、山花烂熳，而教材的改 革创新则沉寂冷落、晨星寥寥。这种显著的反差在说明着语文教育界上层动作迟缓的同时，也说明着教材理论 的匮乏与孱弱。我们知道，教材和教法是教育的左右腿，二者必须同步和谐，教育才会有好的效果。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说，时代在呼唤更加科学的新的语文教材的出世。在此，本文愿提出自己关于语文教材类型与体式的 一孔之见，以期给专家们一点参考。
    （一）语文教育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倡导“文雅教育”始，一贯到今，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大体不变：识记单词、语法 、修辞、逻辑及语言应用。不难看出，老外们是把语文看作一门“技术训练”课。
    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伦理浑然一体的语文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也是基本内容不变：识字、读书明经、 修德养性。也不难看出，古人们是把语文当作一门“意识修养”课。顺便深及一层，西方社会的世风不厚，中 国传统的重守伦理、均与各自的语文教育有重要关系。

    中国现代的语文教育如何呢？上个世纪末叶，“崇洋”（无贬义）之风渐成气候，1902、1903年有两个《 学堂章程》，实为中国教育西化的肇始，但就语文而言，至多可称为半西化，因为它是西洋瓶装着老国酒—— 学堂制式、让学生写实用文，此为“西洋瓶”；令学生读史读经读古文，明了“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则 为“老国酒”。可见，语文一出世就未能确立“中国现代语文”的自我真身。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语文偏 重“技术训练”；抗战至建国时期，语文偏重“意识修养”；建国后，语文教育界深感意识修养与技术训练二 元矛盾状态难以驾驭，经过几年酝酿，于1956年出现了汉语、文学分科；不久，“意识”复又压倒“技术”， 直至70年代末，语文教育都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80年代至今的十几年，虽然意见纷呈，但主流是“ 技术训练”观念，“以语文能力训练为核心”不就是技术训练观念吗？“语言派”的诸多理论与实践也是技术 训练论。
    以西安董敏堂、北京刘国盈两位先生为代表的“以系统的语文知识为核心”的教材教法观点，在我看来， 可能是确立语文本体的中肯灼见，它能融“意识修养”与“技术训练”为一体，铸造出一个新的科学的“语文 ”。“可能”者也，是谓彼所言之“语文知识”，必须具有新颖独特的涵义，若是仅指“字词句章语修逻文” 这八字宪法，那么，依然陷在“技术训练”论里不能超拔。
    纵观语文的百年历史，它始终未能超越“意识修养”与“技术训练”的二元矛盾状态进而实现应有的自立 。
    那么，我们能否建设一个既高于西方、高于传统又易于操作、易于收效的中国的现代的语文教育体系呢？ 能。我以为这就是让“意识修养”隐却一层，让“技术训练”后退一步，请“语文知识”——民族的常用文字 、人文常识、文雅语汇、实用文知识、文学常识——就坐正位，创建一个“掌握知识、以知化意、以知养技” 的“知识本位的语文教育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关键，自然是“知识本位的语文教材”。
    建构“知识本位的语文教材”，其前提是充分认识和把握语文自身的特点和语文学习过程的特点。退一步 讲，无论何种语文教材的编制，都必须把握这两个特点，而以往我们并未很好把握。
    （二）语文自身的特点
    科学性、常识性、实用性、工具性为中小学各门课程所共有。除共性之外，语文尚有如下特点：
    1.人文性。没有哪一科能像语文这样充满着生活气息，没有哪一科能像语文这样洋溢着人情味道，没有哪 一科能像语文这样蕴含着富饶的知识营养——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一切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历史的、伦理 的、民俗的知识。语文教学的复杂、优越、困难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所以重视、研究、理顺、把握语文科的 人文性，乃是语文教育研究的首要一环。语文教材具有人文性，一个人的语文能力是否也表现着人文性呢？答 案是肯定的。无视人文特点，把语文只看成言语技术和属文技术无疑是片面的，离开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人情 味道、生活气息，运用再高的技术其言语或文章也不会动人。因此，有计划地传授人文性知识，顺便传授言语 及文章技术才是语文教育的上上之策。

　　
    2.民族性。不同民族的生活、历史、习俗、性格乃至意识观念都有差异，由语文具有人文性，可知语文也 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语文在很广的范围和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文字、词汇、语 法、修辞、人文知识等显在的层面上，而且在潜在的层面上如审美观、处世观、价值观以及语句的连缀和章句 的解读上也存在着。例如章句解读，汉文必须是“左顾右盼，看上下文，看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然后才能真 正了解句子的内容”，因为“汉语是一种模糊语言”（季羡林先生语）。章句解读的民族差异还属最隐淡者， 若说价值观、审美观及语法修辞，差别更为突出。但是，语文的民族性在以往的岁月里却很少有人虑及。
    3.时代性。教学中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一成不变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七”永远是“ 二十一”，浮力定律永“浮”不沉，水永远是H[,2]O……；而政治课则无时不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换更替。 所以说，前者不具有时代性，而后者的时代性鲜明突出；语文课则是介于二者之间。考察各地各时各种语文教 材，可见其无论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置之不理还是刻意追求，时代意识都必然性地存在于语文教材之 中，只不过多少、显隐、缓急不同罢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文教材里的“时代意识”不该明显地表露出来 ，而以“似无实有、明无暗有”为佳境，这样的语文教材才是“润物细无声”的理想教材。我国近百年特别是 近50年来的语文教材，其时代性过于突出，这也是我们语文教学效率高耗低效的原因之一。

    4.文雅性。不论“语”还是“文”，从思想和技术性的标准看，都可以分为“通俗”、“文雅”和“精致 ”三个级别。“通俗语汇”即日常交际用语，若以使用的绝对量论，它约占90%，若以书面语的使用量论，它约 占60%，通俗语汇用不着进学校学习，儿童从咿呀学语至入学时就学会了一半或一大半，另一半或一小半则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自自然然地就学会了，数以亿万计的文盲并不是语盲的事实，便足以证明母语中的通俗语汇可以 自然通晓——姑且称之为“母语天成律”；精致语汇（精妙语辞及学术语辞）并非普通中小学生所能追求。所 以，中小学语文课中“语”的主体任务，就是使学生掌握“文雅语汇”。以往和现在语文教学效率太低，是否 跟我们的教材乃至指导思想没有把握住“语”的范畴有一定关系呢？今后编写教材应当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语文教育的根本宗旨应该是：以传授民族的常用文字、人文常识、文雅语汇、实用文知识、文学常 识、并培养相应使用能力为主，同时兼顾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让它们渗透在语文教育 之中，听其自然地潜移默化。下一代的语文教材应当遵循这一宗旨。
    （三）语文学习的特点
    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效应、规律，明了这些关系、效应和规律，是我们制定 大纲、编写教材、组织教学的必要而且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就语文科的学习而言，以下三点还没有引起人们的 充分注意：
    1.文随道入。这里的文与道的含义与传统的文道概念有所不同，文，指具体的字、词、句型句式、表达技 巧、表现手法等纯语文学知识；道，指一切科学的、艺术的、历史的、生活的、伦理的和民俗的“人文知识和 人文材料”，也指有关人文的诸多“思想观点和学说”。从教师教的角度看，可以叫“随道传文”，这里是从 学生学习的角度看，所以叫作“文随道入”。
    从文章的写作、保存、流传过程来看，文是道的载体，道随文行，形式为内容服务；可是从学习语文的过 程来看，则恰恰相反，要借助把握意旨材料（道）来掌握字、词、句、表现手法等纯语文学知识（文），内容 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形式服务，此即“文随道入”的内涵。广东湛江的《情理知能连环导引·初中课本》就很好 地体现了这一语文学习的原理特点。明白了“文随道入”的道理，我们就明白了语文教学“全文法”和“整体 阅读”的高明之所在；再进一步，也就明白了语文课为什么学课文而不学字词典，也就明白了学课文与阅读报 刊的真正区别了。
    2.自悟效应。“少数语文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看课外书。”（吕叔湘先生 语）看课外书的学生绝非“少数”，而为什么只有这“少数”“语文较好”呢？细细想来，这“看”字底下深 埋着一个“悟”字。有“悟”是会看，没“悟”是白看，“悟”乃是语文学习之关键。孔子“举一反三”的教 学指导思想，“哂之”而不斥之、言“吾与点也”而不言吾何以与点之类的实际作法，正说明他是一个真正重 视了“自悟”价值的老师；传统语文教育（1903年以前）一直重学生的诵、记而轻教师讲解的教法，实在是不 惜血本地追求“自悟效应”；赞科夫倡导高难度教学原则，魏书生等名师极力倡导并实施学生自学，实质上也 都是悟到了语文学习中“自悟”的存在及其巨大效能。可是我们近百年来特别是近50年来流行的观念却是“讲 深讲透”，教师讲透了，学生还有什么可悟呢？连文学等艺术作品尚且以含蓄有味为上品，我们的教学怎么反 而追求一碗白水清澈见底的效果呢？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局面与“讲深讲透”不无瓜葛。如此看来，继承古代 语文教学中高度重视“自悟效应”的传统，应当是不久的将来语文教育教学的特色之一。